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（TLS）6月12日在评论版上刊出乔治·沃登（GeorgeWalden）的文章“CoolrulesUK”。这篇文章谈到美国文化对英国各方面日渐深入的影响，读来饶有兴味，不敢独享，一一兹陈。本文的题目借用该文的副标题“TheAmericanizedrebirthofBritain”。
沃登开篇即说，英国人要想在有自知之明的状态下谈论美国，前提必须是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。然而，英国人似乎越发倾向于通过美国来认识自己了。有人说，英国与美国的血缘关系越来越淡了。这话既对又错：在美国是淡了，而在英国却是浓了。从心理角度谈，这种关系越发像中世纪的地图那样偏颇，美国的光环普照着世界；在美国人眼里，大不列颠已萎缩到一个省的规模。尽管有过昔日的辉煌，在年轻的美国人眼里，英国成了今日的伊里利亚———人们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读到过，却在地图上不易找到。
在美国人的意识里英国在变小，而在英国人自己的意识里英国却在膨胀。之所以产生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，沃登以为，是因为英国人自认是他们使美国诞生于这个世界。美国信念的复燃启发着英国信念的复燃。对英国人来说，美国是恢复了的记忆的闸门。
英国人始终摆出一副自信、积极进取、富有创造力、心态年轻的样子，对全球事物有着广泛兴趣（不管这种兴趣还残留多少），在外交政策上有着道德立场。然而，这副模样只能说是一时青春焕发。真正的年轻意味着没有记忆的负担，意味着摆脱历史的包袱，或者干脆忘掉历史。沃登表示现在英国人可以做自己的梦了，但英国人关于自己的梦大抵是从美国梦借来的。即便如此，英国左右两派还都以为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源自英国。
玛格丽特·撒切尔每造访美国，都喜欢用意识形态的浓调说话，而且感觉听众会不加批评地接受她的“真理”。托尼·布莱尔在新大陆的表现则像民粹主义政客，讲话的语气俨然是奋兴运动的吹鼓手。两位首相的方式不同，但他们都希望改变自己的国家。他们之所以在美国感到自在随意，是因为美国的血脉里含着变化的因子。沃登以为，英国人的努力模仿现代美国，很容易养成“Self－promo?tion”的习惯，这等于又回到了150年前不成形的美国。英国当今的举动不免显得浮夸（boosterism），就像当年美国好吹的人（boosters）谈论西部一座尚未建成的城市。在世纪之交，英国人立起了一个圆顶大建筑以示庆祝，但还不知道在里边放些什么。1851年办“大展览”的时候可不这样，那时是先有东西，再加形式。
沃登说，美国对英国的影响也不限于形式。英国的制度眼见得受到影响。托尼·布莱尔的唐宁街十号成了小“白宫”；他的新闻发言人举止像白宫发言人。英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美国化了，黑人人口仅占2％的国家居然像美国那样大谈种族问题。人们开始像美国人那样动不动就上法庭。英国的选举也弄得像美国那样沸沸扬扬，当事人频频上电视曝光。日常生活里的电影、电视、汉堡包等就更不用说了。在文化方面最具独创精神的英国作家如马丁·艾米斯（MartinAmis）却走了“跨大西洋”的路子。他们明着不说，私下里却承认贝娄、厄普代克、品钦、Delillo、RobertStone、ElmoreLeonard等美国作家所代表的更有活力的文学，他们的视野更宽，语言更活泼更有智慧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英国人仍然强调英国那不可模仿的英国特质。模仿别人越多，越强调是自己的东西。大不列颠从未这样“美国”过，也从未这样高谈过英国该如何如何。望着美国化的作家，最成功的英国作家如《魔鬼路》（TheGhostRoad）的作者PatBarker和《昔日的残迹》（TheRemainsoftheDay）的作者Ishiguro只好尴尬地兴叹：英国文化展现的是当代的华表，内里却腐朽不堪了。
沃登在一针见血的同时，也不无乐观地表示：英国甩掉了大国的担子，一身轻松，这未尝不是好事，至少不会太自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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